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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张德江两会上的报告，2015年度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任务就有约30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年必须完成，但也可以说是任务繁重。

一、毕福剑事件是否构成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在美国法上，如果要构成一个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法律问题，一般来说，首先需要涉及联邦或州的政府行为，或者公立机构的行为。有的职位可能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因此可能会拒绝持有或发表反对党意见的人，例如一个民主党国会议员拒绝一个共和党人担任他的顾问或写手。

对于这两大基本价值的平衡需要缜密的思考和详实的分析。事实上，决议恰恰反对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如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措辞）。四、从媒体喉舌论、党的纪律角度能否得出确切结论 此部分不涉及美国宪法理论，而试图回答，哪怕将央视视为党的宣传工作的喉舌，将毕福剑视为一名党员，是否可以得出确切结论有利于促进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有利于纠正不作为，克服懒政、怠政、失职、渎职，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方便企业和公众办事，为企业创新、大众创业提供更好环境。地方各级政府对部门经清理后拟保留的行政职权目录，要按严密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审核标准，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审查结果由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核后，按规定程序确认。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职责边界、促进简政放权的重要抓手。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所以，目前司法内的改革不宜匆忙，特别是要注意不能影响和干扰将来的大政治架构改革，如果一定要做一些改革的话，建议要有政治改革的远景，否则最好只在关涉司法规律的技术属性的那些环节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合理化调整。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改革意见虽然提到改革的原则之一包括要遵循司法规律，但是在重点方面和相关措施上，并没有看出其遵循了司法规律，因为并没有给出与司法规律相关的任何明确论证，如此是不是欠于仓促呢？ 第二，司法改革应该抓住现行政治和司法的体制机制要害，有次序的展开。我们过去并不是没有开展过司法改革，实际上每一个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搞过司法改革，即使是被认为存在司法倒退的上个十年，也推出过不少以司法改革为名的措施。从目前来看，政治高层需要在党对司法的领导体制、人大主权代表与司法忠诚的关系体制、行政控权与司法自立的关系体制等重大方面形成改革方案并有效推进。我总体上并不赞成在没有进行系统的科学论证的前提下，一下子推出这么方面和数量众多的措施，而是建议应在司法公正目标指引下、在何谓党支持司法、何谓人民主权限定司法、何谓严格司法保障司法的体制机制得以论证成熟的基础上，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形成总体布局和重点次序，起初最好是在几个关键点解决几个根本或要害的体制问题，展开几个决定性重点布局，由此辐射开来，之后逐步推进其他机制措施，继而展开各项必要的机制改革，直至全面形成严格司法、高效司法、公正司法的局面。

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到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大的框架，包括到政党、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架构和体制问题。因此，特提出以下几个郑重建议： 第一，司法改革应当以理清司法规律为前提，严格遵照司法规律进行。

我们这次司法改革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背景下开展的，可谓得逢其时。我们的司法改革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来开展，因此要突破过去保守时期的运动式、宣传式的司法改革思维，勇敢而睿智地走向一个依靠外部政治改革支持，自觉实现司法体制机制全面科学转型的司法改革局面。但是目前有关文件存在两个隐患： 一是不少措施是建立在对于问题解决的简单设计上，这些措施在一段时间可能有效，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又会为问题所困扰甚至滋生新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体制机制一变，问题自消。

比较重要的举动，则有深圳、沈阳两家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迅速落成和启动，员额制的加速酝酿和试点等等。又比如，即将开展的员额制也有同样的不成熟之嫌，它本身是问题反应性的，而不是一种深入体制思考的措施，反而会带来很多现实的危机，所以目前还未推行就显示失败先兆，许多年轻有才华的法官、检察官纷纷提前跳槽，这恐怕是没有想到的。进入 龙卫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司法规律 依法治国 。问题是，过去有很多司法改革并没有充分的政治条件作为支持，或者很多改革措施本身论证就不够科学所以就往往得不偿失。

但是我也隐约感觉到一些问题，就是改革本身不仅仅是速度问题，而更多时候是勇气加深思熟虑的问题，司法改革关系方方面面容不得出错。所以，举凡改革措施，不应该只看问题，而应该从问题解决和体制机制建设双重视角着力，二者又以体制机制为重。

最近一个时期，司法改革动静不小，其中法院系统表现最为踊跃，又出文件又推措施很热闹。包括推行司法公开、制定法官行为准则、加强审判重心设计、推动审级和具体程序科学化等等。

我们应该珍惜难得的政治环境，认真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出发，切实遵循司法规律而为，包括立足司法正义的目标、充分吸收人类优秀的司法文明和吸取相应的历史教训、认真对待司法活动的专门性以及可操作性等等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充分论证和把握司法改革方案和措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急忙推出的巡回法庭，事实很快就会证明，既不能解决预想的缓解北京上访压力、打破地方主义、推动司法竞争的这些效果，相反会加速最高人民法院这一级的地方化倾向和加大腐败不公的勾兑空间，也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产生分离主义和规模变相膨胀的新弊端。二是体制机制改革缺少清晰的总体布局和顺位设计，更没有有重点的第次突破的安排。四中全会只是做了一个总的部署，还有一个具体设计和推行问题。应该说，这种积极改革的姿态是好的。2013年、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都是从改革成效和改革部署角度展开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7月发布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45项改革举措，之后恰逢四中全会推出全面依法治国，又在2015年2月26日，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一气提出了七个方面56个措施，动作之快令人惊叹。

第三．司法改革是一项政治改革工程，而不是单纯的司法内改革漫长的道路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做学问的人准备了一个富矿,但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如果条件恰当(例如熟悉外国文献、精通外语),完全无须改变立场就可以从中导出彻底砸烂中国文化传统的结论和做法。与经济学相比,也缺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和较为坚实的理论和学术训练。

而我也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学术传统的形成,后代中国学者必定会提出更加精美的理论。尽管如此,解说却是重要的。

相信并假定:过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作出我们的贡献。法学研究的方法也相当落后,缺少对社会其他学科发展和支撑法学研究发展的理论的研究和包容,缺乏对司法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往往从某个部门法出发把活生生的案件简单地归纳为民法案件或刑法案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予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然而,这也不能因此使我们有理由拒绝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实意识 法学研究 。

我们仍然更多试图并习惯于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学者的一些应然命题来规定生活。尽管它现已成为我们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必须指出,关注本土问题并不是如同某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的学者那样,试图从中国传统或社会中寻找某些据说是具有现代性的因素。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却不是能够选择之后就一挥即去的。

也许中国法学尤为甚之。我甚至一度想以此作为这部文集的书名,但终因似乎不那么像一部法学文集,而更像一部小说、散文或杂文集的书名而放弃了。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而作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感到一种诗人所说的历史的多情,尽管历史完全无所谓有情还是无情。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当代的法学研究更缺少学术的传统,缺少研究中国实际的传统。

尽管西方学者和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视角、理论、模式、命题和概念,但是假如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人类历史不是重复往返的,假如具体的现实生活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假如每个人的体验都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偏见,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昔日的学者、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

这是近年来我常常思考的问题。中国的当代法学研究,尽管在一些法律实践问题上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一些命题、甚至是政治命题本身的分析研究,仍然趋向于把法学视为一种普适的知识,对中国当代城市和农村,对中国人因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形成的行为方式缺乏关注。

因此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真正的贡献 也许,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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